敲下这几个字的标题，突然觉得太严肃太一本正经了。其实我就是上了几节当代文学史，看了几页当代文学史，然后有点压抑。

如果把那段历史细致读来，便知十年之后的那场浩劫几乎是在所难免。一个严格的框架限定了什么可以写，什么不能写，什么要重点写，作家的创作几乎失去了自由。在这种体制下的作家，被按照个人的政治立场、作品所体现出的政治立场严格分层。那样一个计划经济的时代里，分层之后的待遇即意味着可以在国家计划里享受多少口粮，说来只是一个文学创作上的事，却直接与温饱、生存紧紧挂钩。一张大网扑面而来。于是，有人迷茫，有人徘徊，有人很快地表明立场，钻过网里的缝隙，去到了那边的天地，也有人固执己见，被这张过滤的网排除在了那片天地之外，还有人选择避开这片纷争，像沈从文，转向开始研究文物。当然，也有人本想坚持自我，可是却因此失去了生存的唯一倚仗，无奈之下又转而“弃暗投明”，像萧军，熬过一个漫长而严酷的冬天之后，还是提交了入党申请。无论哪一种选择都好，我都只想说是形势逼人。可是形势永远在变，不是所有人都睿智到可以完全把握先机的程度，所以一开始在台上咄咄逼人的批判者，随着形势的愈演愈烈，日后可能沦为狼狈的被批判者，他其实还是他，来不及辩解，头上便多了一顶莫须有的帽子，直指他在不经意间犯下的无心“过错”。

我常常想，怎至于到那样一种境地。可是，当把眼光放大放远，便可以理解。且不说焚书坑儒文字狱之类加强思想统治消除异己的手段自古有之，单是看看从1840年之后中国是怎样一路走到今天，或许就能明白。这一路上那么多所谓的耻辱，我们何曾放下？当然，国耻不敢忘，亦不能忘。只是，又何必用经历一场所谓的耻辱就在自己手臂上深深刻下一道伤痕这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来铭记呢？一路上背负得越来越多，总有一天会被压垮。等到日后可以放，想要放的时候，眼见双臂伤痕累累，又怎能对过去的这些沉重淡然处之。我也承认这一路上走来的确太不容易，从东亚病夫到亚洲强国的奋斗历程也的确令人感慨，当一个满身伤痕在漫长的黑暗里孤独行走许久的人终于见到了新的曙光，他或许也明白周围的环境似乎已经发生改变，眼睛却来不及适应这突然的光明，战战兢兢地摸索着前行，依然摆脱不下常年战时状态下的高度警惕，夜里不得安睡，对周围的一切风吹草动都倍加小心，生怕错漏一丝可疑的敌情。因此一个文艺问题上的分歧见解，可以提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更可以演化成一场惨烈的浩劫。

可是这又能怪谁？将责任推给已入迟暮之年的最gao统zhi者显然不合理，我并非为他辩解，只是那么重大的罪责，如果只归于他一人，深恐会轻言了这场浩劫里中国人民所遭受的遭难。即使将众多难脱干系的若干人都推上审判席，又能如何？他们与你我一样都是人，血债血偿或许是可以洗净他们的罪，但你我失去的永不会再能找回。何况还是形势逼人，每一个人在面对抉择时选择明哲保身，我觉得都是无可厚非的。正如当日伽利略的妥协，亦只是因为他害怕遭受皮肉之苦。若你当真为那些出卖朋友、在关键时刻选择倒戈的人愤怒不已，何不试想若自己置身其中，是否又能真的如你所想那般大义凛然。口号声喊得多正义多嘹亮都是可以的。

然而时过境迁之后，当不曾亲历那段岁月的我们来面对这段历史时，该作如何观？我很幸运地生活在了一个不似那般严厉的时代，很幸运地可以接触到各方知识各方见解，因而我懂得差异的可贵，明白每一种差异的背后必有深层原因。这一代的我们，也许可以更加宽容。只是作为一个统治者、方针政策的制定者，他或许不那么轻松。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个从远处黑暗里走来的巨人在摸索着前行的身影，不知他身上的伤痊愈几分。或许从对一个奥运投入那么大的人力物力，甚至有点过分的热情还是依稀可以看出登上国际舞台接受各界议论的我们仍然有几分不自然，100年来的历史仍然是一个沉重包袱压在心头，我们急切地想借奥运打一个翻身仗。很庆幸，奥运成功了，但不知这场翻身仗的成效与预期相比几何。眼前仍然有漫长的道路要走。那么我，我们，只希望这个巨人有一天可以强大到不那么在意他人眼光而专注自己该走并且适合自己的路，洒脱地接受各界评说，勇敢地做自己。